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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金融视角下的清代史

《大清帝国》,(日)增井经夫,程文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6月版,79 .00元。

延伸阅读

《白银帝国:一部新的中国货币史》,徐瑾著,中信出版社2017年2月版,59 .00元。

林颐 自由撰稿人,浙江

内藤湖南提出的“中国近世=宋代以后”的历史观已经相当普及。不过,构成近代化的各种特征,如资本主义萌芽、市民文化等,虽在宋代有所显露,却并未带来更深层的变革,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晚清。彭慕兰等学者注意到了欧洲和中国的“大分流”,而对于同处亚洲的中国与日本来说,两国在17-19世纪的“大分流”的历史影响同样深远。

日本历史学者增井经夫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推动变革的因素和应该施以变革的因素,实际上一直都共存且处于不断发展之中”。这是他在《大清帝国》一书里说的话。

该书是增井晚年的集大成作品。日本历史学家山根幸夫撰写了导读。据介绍,增井先生于1930春毕业于东京大学东洋史专业,他的毕业论文方向是“清代的广州贸易”,此后主要集中在中国近代研究。代表作有《中国的两个悲剧—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中国的白银和商人》等。增井研究与他人的不同之处,从《大清帝国》里就可以感知,本书虽然是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全方位观察,但他并不囿于常见的政治形势的脉络发展,更注意从金融视角深挖晚清衰亡之因由,而他对明清思想史领域的关注,也是因为这股经世致用的思潮说到底跟经济相关。

《大清帝国》全书共八章。第三章“清代社会的盛衰变化”,下分五节,其中第三节梳理“白银经济的确立”。显然,增井认为,白银经济关乎清朝盛衰。增井强调,“清代是一个将国际性货币白银接受并转化为极具中国特征的通货的时代”。这是一句提纲挈领的话,条缕分析,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第一,中国并非产银大国。增井指出,拉丁美洲白银的开发使欧洲银价大幅下跌,白银从欧洲大量地运到新兴市场印度和中国,致使这些落后国毫无变化地继续着一种白银经济国家的状态。据林满红《银线》的说明,云南是13世纪以来中国境内最重要的白银产地,1600年前后到18世纪末,云南白银产量增长了五倍,云南和缅甸、安南等传统白银供应地面临资源枯竭。与中国不同,日本的白银资源丰富,拥有“灰吹法”等就地精炼技术。日本原先在通商中向中国输出白银,但白银外流引起德川幕府重视,1668年禁止白银出口,改为以铜支付。这不仅加剧了中国“银贵钱贱”的状况,我们知道,因鸦片贸易引起的白银外流,晚清政府从觉察到采取措施,反应都非常晚。各项不平等条约更加剧了“银荒”的局面。

第二,清代对国际性货币白银的接受,并不是政府的自觉选择,而是格于形势变化的被动之举。白银体系的确立,主要是在民间商业的需求推动中发起的,没有明晰的货币体系政府规划。以“广东十三行”为代表的中国商人和国际贸易状况的研究,是本书的一大亮点。茶叶、丝绸等商品的大量输出,带动了白银的流通功能,发展了中国的近代性,让中国进入全球化的浪潮。但是,清朝统治重心始终放在小农经济,货币政策的重点放在大量但单笔交易很小的日常小额交易上。清朝对于铜钱铸造控制很严格,民间私铸铜钱却一直屡禁不止,白银控制则更加混乱。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在1863年写了一篇文章:“在如此商业化的中国社会中,她的人民竟然缺乏自己国家所铸造的贵重金属硬币……这甚至在亚洲国家中也是唯一的例外。”白银作为块状贵金属的存在方式成了习惯,而且块状白银容易掺假,普通百姓无法鉴别,市场混乱,其使用不便严重阻碍了商业的发展。

第三,何谓“中国特征”?中国拥有世界上起源最早且从未断绝的货币经济。中国历代王朝大多只将铜钱作为法定货币,因为金银通常作为财富贮藏手段或者玩物,很少进入流通领域。明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额交易变得频繁起来。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朝廷颁布法令,规定了白银的成色、重量和单位,作为国家法货和财政收支计算单位,标志着银两制度正式确立。清代规定“以银入税”,同时使用银、铜作为货币。银、铜复本位制货币体系有可行性,但清朝的时代特殊性和政策的不当,导致了很多问题。比如,增井谈到“官商合办”模式。清代鼎盛时期,外国的财、货等曾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但却并未转化成为国富、民富,而是成了官富、商富。还比如,清廷对商业征收高税收,像盐这一类日用品,商人赚取的都是铜钱,但交税时要兑换成白银,这就造成了额外的负担,破坏了市场的正常发展。银钱比价大幅波动成为常态,通胀高发,清廷日益失去对货币经济的控制。

在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和太平天国的遍地烽烟里,这些隐藏的问题终于成为燎原大火。清朝一度想要改革货币。早在“康乾盛世”之时,颜李学派就提出“用银之弊既甚,何必复留用银之说”,维护小农经济、开历史倒车的说法当然行不通,但从侧面说明了清朝知识分子是重视该问题的。到了晚清,救世济民的各种学说更加盛行。梁启超多次痛陈“币制一事为财政命脉所为”、“币制颁定之迟系国家之存亡”。

徐瑾在《白银帝国》里描述了甲午战争之后,中日金本位的迥异命运。日方依靠中国赔偿的2亿两白银,在拥有大量准备金的基础上确立了金本位制。中国的货币危机却无力回天。光绪年间,掀起“币制改革大热潮”,经过各方势力的博弈,在1903年确立金本位制,但到了1905年,清政府再次决定以银两为标准硬币。这些反复之中掺杂了政治集团和国外势力的影响,一团混乱贯穿了整个清朝直至结束,没能扭转清朝走向衰亡的道路。

统一货币,是明治维新经济改革中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重要举措。明治政府起初继续沿用江户货币制度,包括金、银、钱三种。各藩发行的货币称作“藩礼”。财政基础贫弱的明治政府,于明治元年(1868)发行全国通行的“太政官礼”。翌年,又发行“民部省礼”、“金融会社纸币”、“大藏省兑换证券”等货币。货币的多样化造成国际流通的阻碍。明治政府于1871年及时发布新货币条例,正式导入“円”(日元)作为日本的新货币单位,并于翌年4月开始发行新纸币作为统一货币。根据国立银行条例,国立中央银行独占纸币发行权。1882年,政府设立日本银行,完成了资本主义金融制度的整合(详见宗泽亚著作《明治维新的国度》)。这个过程的完成,意味着日本成功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

回顾世界金融史,中国与欧洲的大分流,在金融发展上的差距其实要比技术进步上的差距更早出现。中国拥有繁荣的实体经济市场,拥有高度发达的信息管理系统,例如户籍制度、地契、证明文件等可以有助于实现国家对商业的有效管理,但是中国很少用有组织的方式来将个人资本和有技术优势的企业联结起来。完善的金融机制是资本主义市场兴起的强大后盾。面对军事危机资金缺乏的状况,威尼斯共和国发行国家债券,而宋朝政府却印刷了更多的纸币,前者推动国家担保体制,后者转嫁危机给百姓。不同的思路,引向不同的未来。

再来看日本,起步虽晚,但及时抓住了货币思维的精髓。事实上,中国是历史上最早发行纸币的国家,但没能进一步发展出完善的金融体系。这也是《大清帝国》关于纸币的叙述一笔带过的原因,纸币在宋代的诞生如昙花,到清朝时,虽然民间也有当票、银票等代金券,但这些金融工具始终缺乏普遍的公信力。清朝政府连金属货币的铸造权都无法完全掌控。金融是经济之重,经济是国家根基,以史可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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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嘉兴在线—嘉兴日报    作者:摄影 记者 冯玉坤    编辑:李源    责任编辑:胡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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